在中国这个地方谈论乡下人的革命性显然有废话的嫌疑，谁不知道中国革命就是乡下人的专利，伟大的工人阶级开始还在俄国人撑腰下充了几天革命的领导，后来实在领导不下去了，只好呆在城里看热闹。原因很简单，当年工人阶级，尤其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比农民好，而当年的革命是造反，杀头的买卖，只有活不下去的人才乐意干。晚清以来搞现代化搞得城乡进入了二元轨道，城市虽然不见得兴旺，农村倒是一天比一天地惨，因为惨，自然乐意生事的人就多一点，所以那些惨到极点的穷乡僻壤才闹革命闹得凶——即今天的老区是也。中共李立三当家的时候，逼着苏南一些农村的共产党人暴动，结果没人响应，这些党员被逼极了，精明的乘天黑把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搬出几个来丢在茅厕里，就算革过命了；笨的一条麻绳将自己吊死在族长家门口，也算是革命，而且到底了。不过，这种越穷越革命的道理似乎也就是表面上说得通，细究起来好象也不是那么回事，苏维埃时期中国西北都穷，为什么就陕北闹了革命？跟江西比西北更穷，为什么江西革命闹得更凶？无数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告诉我们，正经八本的农民显然比城里人更能忍受苦难和不公，被逼无奈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告状、逃亡、等死和造反，事实证明，选择前三者的似乎要更多一点，造反都难，更何况革命。看了黄树民先生的《林村的故事》，我最想说的话题，就是农民的革命性，由于历次政治运动都被说成是一场革命，所以，在这里，运动就等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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