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个地方谈论乡下人的革命性显然有废话的嫌疑,谁不知道中国革命就是乡下人的专利,伟大的工人阶级开始还在俄国人撑腰下充了几天革命的领导,后来实在领导不下去了,只好呆在城里看热闹。原因很简单,当年工人阶级,尤其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比农民好,而当年的革命是造反,杀头的买卖,只有活不下去的人才乐意干。晚清以来搞现代化搞得城乡进入了二元轨道,城市虽然不见得兴旺,农村倒是一天比一天地惨,因为惨,自然乐意生事的人就多一点,所以那些惨到极点的穷乡僻壤才闹革命闹得凶——即今天的老区是也。中共李立三当家的时候,逼着苏南一些农村的共产党人暴动,结果没人响应,这些党员被逼极了,精明的乘天黑把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搬出几个来丢在茅厕里,就算革过命了;笨的一条麻绳将自己吊死在族长家门口,也算是革命,而且到底了。不过,这种越穷越革命的道理似乎也就是表面上说得通,细究起来好象也不是那么回事,苏维埃时期中国西北都穷,为什么就陕北闹了革命?跟江西比西北更穷,为什么江西革命闹得更凶?无数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告诉我们,正经八本的农民显然比城里人更能忍受苦难和不公,被逼无奈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告状、逃亡、等死和造反,事实证明,选择前三者的似乎要更多一点,造反都难,更何况革命。看了黄树民先生的《林村的故事》,我最想说的话题,就是农民的革命性,由于历次政治运动都被说成是一场革命,所以,在这里,运动就等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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