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马贼、帮会龙头、兵痞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着历史。

“五四”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耀眼的岁月。引进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德赛两先生，还上大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帝国主义的分赃，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接着就是“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最后是有了共产党。毛泽东总是说“五四”的好话，因为他自以为是“五四”精神的守护神；蒋介石老要嘟囔“五四”的坏话，因为在他看来，“五四”教坏了一代青年，毛泽东就是这青年之一。自延安时期以来，我们每年都要发扬一下“五四”精神，大会开完了开小会。虽然多数时候“赛先生”总是排在上首，但从来也没有把“德先生”丢下不管。多少年了，无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觉得“五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五四”是现代史的开端，而在其他一些学术研究中，“五四”的份量同样足得吓人。好像后面的历史都是从这里发端，后面的好多问题都可以还原到“五四”的原点，什么“救亡与启蒙”，什么全盘西化，什么唯科学主义，什么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村主义。

然而，每当提起“五四”，我总要想到军阀，因为“五四”恰好发生在军阀统治时期，大总统是徐世昌，实际掌权的则是皖系军阀段祺瑞。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地是一种精神象征。我们的民族，按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法，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兴亡更替，人们总是把板子打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晚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五四”和“五四”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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