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方面，传教士马若瑟最早将元曲《赵氏孤儿》译成法文。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由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收入了这个译著，同时还收进了四回《今古奇观》和《诗经》中的十几首诗。《赵氏孤儿》传到欧洲后，在欧洲文艺界引起广泛反响。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一代文豪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的译本，写出了《中国孤儿》剧本，1755年在巴黎上演。法文版《赵氏孤儿》出版后，五六年内就有了两个英文译本。英国剧作家经过加工和再创作，编出了四五个改编的剧本。伏尔泰改写的《赵氏孤儿》在巴黎上演后，英国剧作家再将伏尔泰的剧本改写，于1759年在伦敦上演。由当时极负盛名的剧作家和演员加立克主演，布景和服装也极富东方情调，因而获得了成功和赞誉。另一位英国名作家汤玛斯·帕西也对中国文化发生浓厚兴趣。他曾从葡萄牙译本转译了中国小说《好逑传》，并编写了一部《中国诗文杂著》，于1762年出版。其中也收入了《赵氏孤儿》。在德国，18世纪40年代出版了《赵氏孤儿》的德文译本。此外，德国人还把小说《好逑传》从英文转译成德文。近代德国的两大文豪歌德和席勒都曾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席勒想改作《好逑传》，创作了一个哑谜式的中国神话剧本，取名《图朗多》，受到歌德的喝彩。歌德在他的日记与书信中曾多次提到《赵氏孤儿》对他的启示。正是在《赵氏孤儿》这样一些中国故事的影响下，歌德创作了未完成的悲剧《爱尔培诺尔》。

在史学方面，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是第一位用外文撰写有系统的、严肃的中国历史的作家。他的《中国史十卷》记载了上起盘古开天辟地，下迄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的中国古代历史。而他的《鞑靼战纪》是一部闻见录性质的历史著作，对满清入关前后的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法国传教士冯秉正在1777—1783年编译出版了13卷本的《中国通史》。这部书主要根据我国朱熹的《通鉴纲目》的满文本摘译成书，并且补充了明清部分。尽管译文不很精确，但毕竟是首次向西方系统介绍了中国的历史知识。有趣的是，现在还保存着当时订购这部通史的530人的名单，从中可以了解此书在法国流传的地域及社会阶层的情况。另一位博学多识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在中国学者的协助下撰写了《唐代史》。宋君荣还对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甚感兴趣，在1739年出版了《成吉思汗和蒙古史》。不过，传教士们了解历史，还是为了当时的宗教活动服务。因此他们更重视当代史的研究。1688年，奥尔良发表了《吞并中国的两位满洲征服者的历史》，记述了清王朝的建国史。1697年，白晋又出版了康熙大帝的传记《中国皇帝的历史画像》。这部书将康熙皇帝和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作了比较，对两者都推崇备至，对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被介绍到欧洲以后，对欧洲史学家的开阔视野与理论概括都产生了一些影响。例如，英国大史学家、著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朋，就在自己的著述中谈到鞑靼人对中国的征服，并认为中国的史书可以用来解释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此外，他还在自己的书中不时引用一些有关中国的历史资料，如苏武在北海牧羊，司马迁和司马光的史书，耶律楚材如何劝导蒙古入侵者，以及明朝建文帝之死，等等。在德国，冯秉正编译的《中国通史》，在给读者以中国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国自公元前10世纪起直到清朝没有什么根本变化。黑格尔和另一个著名的德国史学家朗克等人受了这种影响，得出了“中国的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中国“还处在世界历史之外”，“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等消极、谬误的结论。这些情况，说明了两种文化的交流是一种复杂的、甚至曲折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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