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轻徭薄赋、平均负担思想,还是无夺农时、开源节流思想的提出者,他们虽然不同程度地批评和谴责了加在百姓身上的沉重赋役,但对国家赋役本身则持肯定态度,对国家赋役剥削的合理性,他们一般都没有提出怀疑。有人甚至还为这种剥削进行辩护。儒家的代表人物孟轲就认为,君子(士大夫)和野人(百姓)之间的关系,是国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前者是劳心者,后者是劳力者;劳力者须劳心者治理,而劳心者须劳力者养活。百姓以自己的劳动和产品供养国家统治者,是天经地义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他指出,由于国家有百官有司,有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有诸侯币帛饔飧之需,所以赋税不能无限减少,更不能取消。唐代的韩愈更把出赋税粟米以供给君上看成是百姓的根本使命,他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昌黎先生全集·原道》)在韩愈看来,提供赋税粟米养活国家统治者,简直是平民百姓存在的唯一意义,所以百姓如果不向国家纳税,就罪不容诛。
但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思想家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们对国家赋税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战国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许行认为,国家统治者不应该脱离生产劳动,他们应该和平民百姓一样耕地、织布、烧火、做饭,自食其力,边参加劳动,边治理国家。如果国家统治者脱离生产劳动,让百姓向国库贡纳财富,供自己享用,那就是对人民的剥削,是“厉民而以自养”(《孟子·滕文公上》),就不能称为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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