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发生于1898年，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谭嗣同等。康有为很早就关心印度问题，他在其自编年谱“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条下写道：“早岁读宋元明学案、《朱子语类》，于海幢华林读佛典颇多，上自婆罗门，旁收四教，并为算学，涉猎西学书。”其后，于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著《婆罗门教考》。在戊戌变法之前，他在《京师强学会序》和《保国会序》等文中曾反复强调，中国要以印度为前车之鉴，尽早实行变法，以免亡国。梁启超也在《论不变法之害》中说：“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康有为又多次上书光绪，分析印度亡国的原因。1895年5月，他在《上清帝第二书》中说：“才智之士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土耳其天下陆师第一而见削，印度崇道无为而见亡，此其明效也。”经康有为等人的不懈努力，光绪帝变法维新，但由于西后为首的保守派势力强大，变法失败。康、梁二人流亡海外。1901年，梁启超发表《灭国新法论》，指出，印度亡国乃因英人之“灭国新法”，“英人之灭印度，非以英国之力灭之，而以印度之力灭之也。”“盖当其侵略之始，攻印度人者印度人也，当其戡定之后，监印度人者印度人也。”在同年发表的《瓜分危言》中再度告诫国人，要“视印度及诸亡朝之覆辙”，防止列强“以支那人伐支那人”。同年，康有为避祸槟榔屿，10月底，乘桴浮于海，前往他向往已久的印度。

1901年11月初，康有为抵达印度加尔各答，月底，居住于印度东北避暑胜地大吉岭。他在印度居住达一年半，周游各地，并写下《印度游记》和《须弥雪亭诗集》，著名的《大同书》也在此期间整理完毕。他在《印度游记·序》中说：“中国人之游印度者，自秦景、法显、三藏、惠云而后千年，至吾为第五人矣。”他对中印文化交流的掌故似乎不大清楚，加之无资料可查，文中难免有与史实相参差处。但却可以看出，他以“第五人”自居，是怀着一种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去周游印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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