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20年代以来,甘地之名在中国很响亮。据统计,从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出版有关甘地及其主义的书籍达27种,仅罗曼·罗兰的甘地传记就有三个译本,而甘地的自传则有四个译本。当时的《东方杂志》刊登有关文章不下六七十篇,并一度辟有《甘地与新印度》的专栏;1948年当甘地遭暗杀后,又有纪念文章13篇。
甘地在中国有如此大的影响,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民对友好邻邦印度始终怀有深情。而他对中国也给予极大的同情和声援,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1937年4月14日,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举行中国学院成立典礼,甘地得知消息,提前给泰戈尔写信表示祝贺:“愿中国学院作为印中结合的象征。”同时他还给在国际学院工作的谭云山写信:“是的,我们确实需要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文化联系。你们的努力诚可钦佩。”7月,当抗日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印度时,他说:“中国已经在抵抗日本侵略者了。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因为真理在你们一边!”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行径,甘地曾在各种场合多次予以谴责。
1920年,印度国大党采纳了甘地的“非暴力”和“不合作”的反英斗争策略。当年12月,“不合作运动”开始。这一运动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密切关注,各报刊连续登载有关消息和评论。自1920年至1926年,仅《东方杂志》发表的有关文章即约30篇。这一时期的文章如《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尼地》,不仅介绍了甘地其人,还刊登了他的头像。文章指出,甘地是印度自治运动的中枢,是不合作运动的首创者;他笃信宗教,主张爱国主义;他蔑视富贵和安乐,一意行善,不畏强暴;他深得印度民众敬佩,使英国当局惧怕。《印度自治运动》一文又说:“甘氏为一急进派。而亦理想家,主张印度不仅自治而且独立。”从1921年开始到1925年,在我国的思想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甘地和甘地主义的大论争。许多人在《东方杂志》、《向导》、《新建设》、《少年中国》、《前锋》、《中国青年》、《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意见,有些意见是十分尖锐和对立的。这场激烈的论争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革命派十分关心印度的前途,十分重视印度独立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争论中的各种意见尽管分歧很大,但都希望印度的运动能顺利发展并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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