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宗贞观至玄宗开元年间，唐代币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间武后中期及开元晚期稍差，在表面平稳中已孕育动乱因素。盛唐货币稳定原因，在于贞观之治所收实效。太宗励精图治，选贤任能，细察历代兴亡之理，居安思危，以隋为鉴，取信于民。常说：“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通鉴》卷一九七)强调为官必须顺民意，察民情，惜民力，得民心。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他推行一系列兴利除弊政策，形成贞观之治，也为盛唐币制稳定创造了良好条件。这些策略计有以下三项：第一，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兴学，育才，爱才，网络人才，善用人才。太宗曾说，与其多得钱数百万缗，不如得一贤才。朝廷设弘文馆及国子监，大兴太学，征天下名儒为学官，精选人才为学士，四方精英云集京师。因此，唐代人才辈出，治国、用兵、理财、外交以及经学、文学、诗歌、艺术等方面，都涌现大量杰出人才，这是唐代币制稳定的精神支柱。第二，奖农桑，兴水利，多方发展官民手工业生产，物资丰饶，物价平稳，贞观初斗米仅三四文钱，开元初一二十文上下。南北交通畅通，商业发达，大小商业城市布满水陆要道。人民安居乐业。这是货币稳定的物质基础。第三，政治上比较开明，政通人和，讲求实效，不务虚名。对外宣扬国威，增强国力。“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通鉴》卷一九五)。这也是货币稳定的保证之一。

这一时期虽然货币稳定，但私铸恶钱较多。高宗武后时，因内外用兵，财政负担重，又加商业发达，需要钱币增加。官方因铸钱成本太高，不肯铸，钱紧缺。私铸云起，恶钱充斥，虽用严刑高压也无用。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官方以好钱一值恶钱五收恶钱，因恶钱作价过低，恶钱反被收藏，改为一比二也无效。开元时(公元713—741年)，江淮一带私钱风行，有几十种偏炉钱，七八文才抵官炉钱一。朝廷派官员去江淮查禁恶钱，引起民间不满，罢市抗拒。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恶钱一千文重满六斤者，官用好钱300文收兑或按时价给布绢杂物。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因好钱不许加价多被收藏。商人从江淮以好钱一文换恶钱五文，把恶钱运京城以一当一用。天宝以后，时局大坏，对私铸恶钱无暇顾及，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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