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体例，屡有变化，有人经过比较研究，提出按谱主的不同身份而采取不同体例，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如为学者编谱，那就需要搜求谱主著作中的要旨，进行分析研究，并广泛地吸取与谱主有关学者的论述，加以“曲畅旁通”，提出个人独立见解，以显示谱主所处时代的思想学说的沿革。

二、如为达官显宦编谱，那就应该比较详尽地罗致谱主的重要宦迹，并辑入重要的奏疏和谕旨，以补充国史记载的不完备。

三、如后学为前贤编谱，应尽量将谱主专集中的论著纳入谱中，若感还有不足，则可补充最亲近人专集中可采取的内容，以作订正其他记载中的舛误处。

四、对于谱主评论友朋的言词，可以不必回避而记于谱中所涉及友朋的卒年之下。这样既能考见谱主的见解，又能反映特定时代的思想倾向。

这四种情况并没有更多的歧异与争论。对年谱体例争议最集中的问题是繁与简的问题，有人主张年谱取材宜简，不应“夸多斗靡”(宗稷辰《黄炳<黄黎洲先生年谱>跋》)，另有人则主张应“不避繁琐，详为节录”(王永祥《焦里堂先生年谱》凡例)，甚者认为“夫谱之不详与无谱等”(清戴钧衡《望溪先生年谱》序)。繁简之争的起因是因为繁者往往失之于芜杂，而简者又多有疏漏，所以各持一端，互攻其失，这实在是没有必要的争议，因为是繁是简，完全应该根据谱主事迹繁简和年谱刊行形式而定。梁启超曾提出“附见年谱须简切”，“独立的年谱须宏博”的说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是以刊行形式为据而界定，不失为一种通达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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