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年，我国进入东周时期。东周又分为两段：从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为春秋，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为战国。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关键时期。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日益强大，他们各自在自己统治范围内大力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改革，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通信设施也进一步完善。西周中央王朝和各诸侯国都争相建设国道、通信设施和邮驿馆舍。鲁国在庄公、襄公时候，几次修筑“王姬之馆”和“诸侯之馆”，以接待来自周王室和各国的诸侯信使(《左传·庄公元年·襄公三十一年》)。齐国是春秋时代首先强盛称霸的诸侯国，邮驿制度较他国完善，早在管子相桓公时，就使驿传井井有条：“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遽指邮驿，委是储备物资的所在，“有司职之”意为有专人负责。假若有使者从远方来，齐国遽的负责人就立刻派人帮客人卸下行李，配备饲马的人员和准备饮食(《管子·大匡》)。楚是南方新兴大国，“以驲传命”也成为定制，设驲的地方，配置了大批驲车和驲马。楚都附近的大道，常常驲车相望于路，颇有声势。北方的燕国，虽发展较中原为晚，春秋时道路和邮驿也迅速跟上，境内大道沿途庐室林立，馆舍整洁，大路两旁还种着树木，打有水井。信使传递消息十分方便，“夜可以寝，昼可以憩，有井以备饮食，有舍以为藩蔽”。

由于驿道的发达，以致当时竟将驿传制度的完善与否，作为一个国家文明的尺度。著名政治家子产，高度评价晋文公邮驿的成就：“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痹无观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库厩缮修，平易道途。馆室诸侯宾至，甸至庭灯，仆人巡官，车马有所宾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晋文公不修宫室台榭，却花大钱整治各国信使的宾馆马厩，道路整齐平坦，客人到来沿途灯火通明，仆役随时服务，使贵客的车马都安排得很周到。单襄公奉王命到楚国访问，路过陈国，见该国道路不修，馆舍荒芜，十分感叹，断定陈国定有亡国之险(《国语·周语》)。正因为春秋时期各国交通、馆舍和通信事业的发达，才有可能使得当时许多会盟得以成功举行。据统计，自春秋初年的公元前722年到春秋末的前481年，各诸侯国共举行会盟达187次，有些会盟有数十国参加。这样大规模的会盟集会，若没有完善的交通与邮驿、馆舍设施，是很难想像的。这时期邮驿制度的重要发展标志，是单骑通信和接力传递的出现。这是我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单骑快马通信的最早记载是郑国子产的“乘遽”。《左传》记载，公元前540年秋天，郑国公孙黑叛乱，正在都城远郊办事的相国子产闻讯，立即赶回。因为怕乘普通的车赶不上平乱，他临时乘了单骑的“遽”归来，这个“遽”，便是那时邮驿中新出现的速度最快的单骑通信。接力传递的最初记载，也出自《左传》，那是在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秦景公的弟弟鍼去晋，在秦晋间开通了一条邮驿大道，每隔10里路设置一舍，每辆邮传车只需跑10里便可交给下一舍的车辆。这样一段一段地接力，共历百舍即达千里，正好由秦国的都城雍(今陕西凤翔)直达晋国的都城绛(今山西绛县)。这样的接力运输和传送信件方式，自然要比单程车传要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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