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和前代一样，私邮是很少的。一般平民百姓通信极为困难，也只有通过人捎带，才能给亲人写上几句。

晚唐诗人杜牧在一首题为《旅宿》的诗中，有这样几句：“旅馆无良伴，凝情自悄然。寒灯思旧事，断雁警愁眠。远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湘江好烟月，门系钓鱼船。”意思是：独自一人在旅店里，左思右想，想起了以往旧事，大雁行过的叫声使人烦躁难眠。写封家信吧，要隔年才能带到。多么苦闷的游子之情啊！杜甫的诗里也常有战时“寄书长不达”的感叹。晚唐另一诗人韦庄诗里说的情况更为可悲：“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这些诗，都生动地说明了，即使是繁盛的唐朝，民间通信也如此之不易。

在这种情况下，能得到一封家书，无疑是很大的喜事。《二娘子家书》便是这样难得的留传至今的一封信。这封信，发现于敦煌石室，写在一份唐朝写经的背面。据考证这是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公元751年)的一封信，寄信人为二娘子，从内容看这是女儿寄给母亲的一封家书。

《二娘子家书》的开头部分已经遗失了。从残文看，二娘子首先表达了浓厚的思乡念亲之情。当年二娘子随官员一起到东京洛阳，至今一切平安。信里向家中报了平安，并给姊姊和母亲一些礼物，还给小外甥一件礼物。从信的内容看，这个二娘子是个年轻女性，可能在家行二。她的姐姐已经嫁人，生有一子。二娘子本人或嫁给官家为小妻，或充当体面丫环，看来在官员家的身份不会过低，因此还可以有自己的一些体己物件充作礼品送给家人。

还有另一封尘封千年以上的唐末五代书信，也值得介绍。这是一封西方汉学家斯坦因从敦煌石室发现的书信，估计为五代时曹氏家族统治敦煌时期所写，寄信人署名“君者者公主”。据专家考证她是一位新疆少数民族于阗或回鹘的贵族女子，嫁给了曹氏家族。这封信是君者者从娘家写给敦煌曹家北宅夫人的，不知什么原因，后来保留在了敦煌石室中。值得注意的是，唐末五代时书信的格式已和秦汉魏晋有所不同。信的开头已直接书写收信人的姓名大号，最后署“十月十九日公主君者者状上”，与今已渐接近。还有一点内容，值得史学家注意：信中提到写信人在从敦煌至于阗途中“沿路作福，祆寺燃灯”。祆寺是指发源于波斯的拜火教的寺庙，南北朝隋唐时传到中国。这封信说明唐时拜火教在新疆和甘肃地区很盛行，所以沿途皆可见到祆寺。这封信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另一篇从吐鲁番遗址中发现的唐代军事文书。这是一封唐高宗时所任命的波斯军的将军怀岌寄发给波斯军使(波斯军的最高长官)杜怀宝的文书。怀岌向长官汇报了军情，同时提出要求在军中配备向导(“傔〔qian欠〕人”)和翻译(“译语”)。这封信给历史研究者提供一个重要证据，即唐高宗年间中国和波斯曾存在过较长期的军事争夺，有过直接军事交锋，这才有当时唐朝“波斯军”的编制。而这封信的出土，也说明唐朝时候边疆邮驿十分发达，邮递军事文书的效率是相当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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