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溯长江而上，去探寻它的源头，你将会看到：滚滚长江，最初不过是从青藏高原万里冰川的冰凌上一颗颗滴下的小水珠。它们聚集成许多条细细的水流，再汇成溪，汇成河，一路上接纳着大大小小的其他河流，终于汇成大江，浩荡东去。你想过吗？这正是灿烂的中华文化积累和发展过程的缩影。

中国地方志起源于何时？怎样发展到了今天的规模？这样从两千年前说起。

中国有悠久的史学传统。上古的“史”本是一种官职，除记录君王的言行和国家的大事外，还负责起草文书，发布政令，整理和保管图书档案。《史记·蔺相如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729年，秦昭王和赵惠文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会见。当时秦国强，赵国弱。宴会之中，秦王要求赵王奏瑟(一种弹拨乐器。赵惠文王善鼓瑟)，然后让秦国的史官记上：“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赵国的上大夫蔺相如不能忍受这种屈辱，立即上前请秦王表演击缶〔fou否，一种瓦质打击乐器〕，并威胁说：“现在我离大王只有五步远，如果您不肯击缶，恐怕不免要流血了。”秦王没有办法，很不高兴地敲了一下缶。蔺相如马上让赵国的史官也记上：“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这件事说明，到春秋战国时期，设置史官，将重大事件随时记录在案，已经是非常普遍的制度。在实行分封制的古代中国，一个世袭的诸侯国就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各国史官记录和保存的资料，就是我国最早的地方文献了。

当时统治天下的周王室，它所设立的史官和其他官职，出于职务的需要，各自掌握着一批有关诸侯国的文献。“方志”这个词，最早就出现在专门记述周朝官制的著作《周礼》中。据《周礼》记载，周朝设有“外史”，他的任务是“掌四方之志”，并起草周王室下达给四方(各诸侯国)的命令。又有“小史”，掌管“邦国之志”，为的是辨明天子和诸侯的世系，以便执行各种礼法。还有一种官职叫“诵训”，职务是“掌道方志”(图3)；“道”，就是说、讲；他负责给天子讲解四方记录上报的史实。据考证，《周礼》这部书，虽然假托是周公姬旦所作，其实成书于战国时候。它所记的并不全是周朝真正实行过的制度，而是以周朝的官制，参照战国各国的政治制度，将它们整理得有条有理，来反映一种儒家的政治理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说，至晚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经有了“方志”这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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