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自唐末五代,经宋、元、明、清,延续1000余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学术文化思想和教育培养人才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形成了一套优良的传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在清末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随着西方列强入侵,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西学东渐的刺激下,学习西方,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革新浪潮日高。封建教育日趋腐败,书院教育也“弊已积重,习亦难返”,不改革已无出路。
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有识之士,如郑观应、汤震就曾提出“仿照泰西程式”改革书院的主张。甲午战争之后,改革书院的呼声和行动更加强烈和普遍。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中国人民在痛苦中惊醒,要自强必变法,欲变法关键在兴学育才,已成为国人的共识。而广立学校,“所费必多”。有人指出:“今国家正值患贫,何处筹此巨款?”人们很自然想到,改革书院,利用书院已有的基础和条件,以实现尽快兴学育才的目的,不失为一大良策。当时,全国各省及府州县都设有书院,“多者十数所,少者一二所”,并且各有经费,这样,“因旧增广,则事顺而易行,就近分筹,则需少而易集”,对现有书院进行改革,或加以变通整顿,或直接改为学堂,无需更多经费,同样可以尽快实现兴学育才的目的,这是一条“兴学至速之法”。
清末书院自身的颓败,自然是书院改革的内在根据。清代书院除少数独具特色的之外,绝大多数变成科举的附庸,“书院专究制艺,不务实学,乃一无足称矣”。各书院师资猥杂,多为滥竽充数之辈,书院“所延多庸陋之师”,“以疲癃〔long龙〕充数”,“惟以脩脯为事”,“未尝奉教一言”,“经史子集诗赋古文之旨,茫无所解。”结果造成“学生无所问难,院规无所整肃,士习由此败坏。”书院生徒“往往专为膏火奖赏而来”,忘本逐末,“动辄计较锱铢,忿争攻讦,颓废无志,紊乱学规,剽袭冒名”。书院已远非育才之所,反而助长恶习,损德毁行,丧失了兴学育才的作用,因此,改革书院已是势在必行之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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