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井田制和宗法家族制的崩溃，在农业上，从前那种“千耦其耘”的大批奴隶集体耕作的现象没有了，出现了个体家庭占有私田的劳作方式；在商业上，也打破了“工商食官”的制度；在学术上，由于私学的兴起也打破了“学术官守”，即学术为官府所垄断的局面。由此，随着社会制度的剧烈变化，社会分工把统治阶层以下的社会成员大体上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型。

《管子·小匡》把士、农、工、商称为“四民”，提出将他们按照职业性质的不同，分别安处于学校、田野、官府、市井等地方，并让他们按照家业世传的需要施行自己的家庭教育和职业训练。据后人考证，《管子》一书很可能不是或不全是管子或管子学派的作品，但它客观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士、农、工、商家教的存在。

士的家教，在上文已经提到文士和武士，他们注重文化知识和做官素养的训练，“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是主要的教育内容。此外，还有一种以某一技艺谋生的士，即历史上称为“畴官”的知识分子，其家教值得介绍。

“畴官”，本是周王室掌握科学技术以服务于贵族的官吏，他们子就父学，世业家传。但在西周末年由于王室衰微，财力不足，不能养活众官，于是畴官及其子弟分散民间，成为依靠家传技艺谋生的士。这些士与那些著书立说、“摇唇鼓舌”的文士不同，他们身怀绝技，如对器械制造、天文、历算、医学、冶金、御车、农学等技术有较深造诣。凭着自己所掌握的技术，既可以用以谋生，又可以步入仕途。因此这类士人的家教主要是技艺的传授，教育方式主要是以师带徒，注重基本功训练的观察与实验。一般说来，这类士人的家教，具有相当的保密性，传子不传女，甚至有些绝技只授长子，不授次子，对于外人就更不用说了。这种具有保密性的家教，一旦后继无人，家业中断，就会造成绝技失传。汉人褚少孙曾指出：“父子畴官，世代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史记·龟策传》)这种现象在医学和冶炼术方面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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