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犹太教不同，后者早期来华以移民为主，组成自治的小社团，并不对外传教，而基督教来华的传教士，以传教为目的，因而与中国传统的思想、信仰、风俗、习惯直接发生冲突。明末清初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曾极力调和基督教教义与儒学的矛盾，迎合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以打开传教的局面。迄至黄贞、沈(氵隺)等人的反天主教论著出现，驱教呼声日渐向民间扩散。那种维护儒学正统，抵制西方“邪教”传播的舆论和行动，也非教义儒学化所能抵御。明朝万历年间的南京教案，清朝康、雍、乾、嘉朝的数次大教案，就是这种冲突的表现。基督教新教的传入，以西方列强的侵华活动为背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一再用炮舰侵犯中国领土，妄图瓜分中国。各国的传教士则仗着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以炮舰为后盾，带着政治、经济、军事的目的，纷至沓来，形成大规模传教运动。传教士深入内地，无视中国法律而任意行事，教堂建至穷乡僻壤，扬言要用基督教征服中国。封建官绅担心基督教的传播会引起“人心大变”，从而打乱现有的统治秩序，因此他们多把基督教斥为异端邪教，极力维护封建礼教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统治。传教士则企图改变中国传统礼俗，反对敬祖、祀天，诋毁深入群众生活的佛教和道教，干涉民间的迎神赛会等旧俗，经常引起民教冲突。当西方列强加剧侵略活动时，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引起各阶层的不安和愤恨，地方官绅积极发动和组织的反洋教斗争，许多下层群众也积极参与。

自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规定“还堂”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在各地妄指庙宇、会馆、官衙和民宅为旧置教产，逼令归还。同时利用“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特权，霸占公产，强买民田，硬立契约，逼令捐献，致使交涉案件不断发生。西方传教士在各地传教时，以战胜者自居，干预地方政事，藐视地方官员，包揽诉讼，从人命案件到民间纠纷无不插手。少数教民依仗教会势力，横行乡里，甚至挟制官府，欺凌孤弱，泄忿报怨，因而民教争殴趋于激烈。民教纠纷一起，外国领事、传教士则不问是非曲直，一意曲庇教民、教士，即使有干清律，也百般为之开脱。清朝官吏不敢得罪洋人，总是袒教抑民。“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英国记者宓〔mi密〕克曾指出：“传教一事，其谋始不臧，在以兵力强之使从，致中国国家，惭其臣庶。复因立约保教，此事愈为怨怒之媒，而耶稣教门，遂为举国所愤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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