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特别是正规的图书，可以说自它产生的那天起，如何保护它这一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书籍是为了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扬思想、宣传主张而经过创作或编制，用文宇书写、刻、印在一定材料上的著作物。可见材料承担着文字的着附任务，负有物化思维、凝固意识的使命。所以历来的图书保护，说穿了，无非是对书籍制作材料的保护。今天，科技发展非但能上天入地，还能深入到微生物、微电子。图书保护也成了全世界乃至于全人类的热门话题。可是我们透过流行世界各国有关图书保护的种种说法，分析普遍采用的种种做法，就会感觉到现代的所谓图书保护，仍然不过是对书籍制作材料的加固、脱酸、封袋真空等处治，以便延缓其老化速度，延长其传世寿命。而中华民族的先人则在长期实践中，早就积累了丰富的经脍，对图书采取了材料整治、阅藏保管、破损维修等有效措施，为我们保存了浩如烟海的典籍，为图书保护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图书保护的本质，既然是保护制作图书的材料，或者说是保护图书文字的载体，所以中国人很早以前便锲而不舍地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当图书制作普遍采用竹简时，人们便整治竹简，使之防朽蠹；当图书制作普遍采用纸张时，人们又想方设法加工纸张，使之防霉避蠹；当图书已被虫蛀鼠啮或霉烂破损时，人们又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维修手法，使之整旧如新。可见图书保护只能是针对不同的制作材料而采取不同的保护方法。

《墨子·明鬼篇》中说：“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这是说古圣贤王是很敬信鬼神的，对鬼神的祭祀也是很虔诚的。恐怕后世子孙不懂这些道理，所以要将这种事情书写在竹简、缣帛上，以传告给后世子孙。可是又担心竹简、缣帛都容易腐朽或被虫蛀而灭绝，后世子孙无从知晓，于是又将祭祀鬼神这种事磨刻在盘盂器皿上，雕刻在金属、石头上，以表示对此类事情的郑重。墨子其人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距今已有2300多年。也就是说2300多年以前的墨子已经发现了竹、帛易朽蠹的弱点，所以改换文字载体而“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但盘盂也好，金石也罢，容纳文字均很有限。稍长一点的文章，就只好著之竹帛。可竹帛较之金石又确实是易朽蠹，难以传诸久远。怎么办呢？经过长期的实践，至西汉便有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总结性的全面回答。西汉成帝时，刘向受命校理国家藏书，对书写材料的竹简整治有过精到的议论。他说：“杀青者，直至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曰汗简。”还说：“汗者，去其竹汁；杀青者，去其青皮。”(见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这就是说，以竹作简，充任书籍的制作材料，其防治朽蠹，最晚到西汉已经有了系统的整治方法。远比墨子时只知道它易腐蠹，不知整治而改换金石盘盂的做法显然是大有进步了。新竹，含有水分，且带有青皮。破竹为简后直接利用，不但难以吃墨书写，而且青竹潮湿，写好编连便卷起收藏，极易生虫被蛀，最后腐朽。所以凡做简之竹，必先去掉它的青皮，再于火上炙干它的水分。条条竹简没有青皮，又没有了水分，刮削出的平面新且干，写起字来极易吸墨。这就是刘向所说的“易书”。由于简已去掉了青皮，又烤干了水分，也就是经过了杀青去汗，生虫被蛀的条件没了，朽蠹也就不会发生了。这就是刘向所说的“复不蠹”。既易书，又不蠹，真是一举两得。这可以视为我国以竹简作为书籍制作材料时期的图书保护。大约到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已经有了手写纸书出现。到东汉蔡伦拓宽造纸原料，改进造纸工艺，提高造纸质量之后，纸书日渐普及。迭经三国、西晋，直至桓玄帝下令废简用纸，纸张正式取代了行用很长时间的竹简、木牍，而成为书籍主要的制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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