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了中国伊斯兰教义学的学者们，同其前辈有着质的区别。他们不仅不排斥，且而自觉地学习、钻研中国传统文化，深得儒家思想的精髓。他们的汉学功力很强，不逊于教外的儒士们。因此，这些学者都是博通四教(儒、释、道、伊斯兰)的大家。他们或者是“由儒入经”，即先学习“性理、史鉴、诸子百家之书”，然后再学习伊斯兰教经典；或者是“由经入儒”，即先学习伊斯兰教经典，然后再学习“儒者之书”。王岱舆是“先经后儒”者，壮年才开始学习儒家之学。刘智则是“先儒后经”者。他15岁开始学习汉学，历八年，遍读经、史、子、集。而后用六年时间，学习《古兰经》等伊斯兰教典籍。又三年读“释藏”，又一年读“道藏”。继而又阅读“西洋书”137种。马注自称圣裔，为穆罕默德45代后人。但他是个“先儒后经”者。马注不仅通儒，而且习佛，直至35岁才开始研究伊斯兰教理。他对老庄也深有研究。他对“道可道，非常道。放之则包罗天地，卷之则不满寸衷”的解释是，“盖心无尽，虚空亦无尽也”。他认为老子的道是“心道”，以心规范世界。此语颇精辟，发前人所未发。

关于伊斯兰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伊斯兰教义学家有如下几点主要见解：

“二教同源说”

中国伊斯兰教义学家认为，伊斯兰教同儒家“二教同源”。这里所谓“二教同源”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教理同源”，二是说“道统同源”。

第一，“教理同源”

中国伊斯兰教义学家认为，伊斯兰教义的基本宗旨同儒家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这在社会政治学说和伦理观念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王岱舆认为，儒家学说的根本是“忠孝”二字。这也是伊斯兰教理的关键所在。对于孔孟之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政治理论，王岱舆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他不敢妄议其是非，伊斯兰教也有相同的主张。刘智说，他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僻居山林、研读“百家之书”，终于得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刘智认为，伊斯兰教“五功”(念、礼、斋、课、朝)是“五典”(仁、义、礼、智、信)的反映。仁、义、礼、智、信是“内五功”；念、礼、斋、课、朝是“外五功”。刘智认为，天方之书不异于儒家经典。圣人立教不以方域来区分，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根据这个原则，穆斯林遵习“天方之礼”也就等于遵习“先圣先王(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教”。马注的思想与王岱舆、刘智的思想完全相同。他说，如果一定要在伊斯兰教理与儒家思想中找出区别，那也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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