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间艺人石玉昆的一个说唱本，叫作《龙图耳录》。有人将《龙图耳录》改编成为《忠烈侠义传》，亦名《三侠五义》。后来，又有俞樾加以修订，重写第一回，改名《七侠五义》。至迟在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三侠五义》已经成书，全书120回。是古代公案侠义小说的代表作。公案侠义小说中没有出现一流水平的长篇，像《三侠五义》这样的作品，已经是难得的佼佼者。《三侠五义》如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样，不能简单地看作某一位作家的独创。它们都经历了漫长的成书过程。在成书过程中经过了无数人的加工，渗进了无数人的爱憎。从民间的传说中吸取营养，从民间的说唱中觅取灵感。

《三侠五义》虽然经过文人的润饰，但依然保留着民间说话艺术的特殊风格。全书并无确定的主角。书中着力肯定并描绘的人物，一为清官，如包拯、颜查散，一为侠客，如展昭、欧阳春、白玉堂等人。生活在专制铁蹄之下的古代民众，一寄希望于清官，二寄希望于侠客，三寄希望于鬼神。清官则执法无情，惩恶扬善，除暴安良。侠客则锄强扶弱、扶危济困。鬼神则若有似无、报应不爽。这就是《三侠五义》在民众中保持持久影响的主要原因。鲁迅曾经尖锐地指出，《三侠五义》“这一类书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侠客“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勇，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三侠五义》从民间的说话艺术而来，情节曲折而富有生活气息，悬念丛生而又环环相扣，节奏明快而又张弛有致。包公的刚正不阿、明察秋毫，展昭的宽宏深沉，蒋平的权变多智、白玉堂的锋芒毕露、争强好胜，卢方的厚道质朴、兄长风度，均刻画入微、令人难忘。鲁迅说：“独于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对于《三侠五义》中侠客形象的塑造，颇为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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