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清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实行废科举、兴学校、派留学、改官制、练新军以至预备立宪等一系列新政措施，为此急需借鉴日本的经验，因而不少中国官员、学者与各界人士竞相东渡，赴日本取经。其中有的是由政府大吏派遣考察，有的则是个人自费游历访问。他们考察的内容很广泛，从宪政、军事、工业、农业、教育，一直到警察、监狱、卫生等各个方面。尽管他们考察的时间有长有短，收获有大有小，认识有深有浅，然而很多人都写了考察报告或游记，留下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记录，并对清末的新政改革和中国的近代化建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下面着重介绍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对日本教育的考察。

吴汝纶(公元1840—1903年)，字挚甫，安徽桐城人。自幼刻苦读书，颇有才华。1865年中进士，为曾国藩之门生、幕僚，后又为李鸿章幕僚，曾、李不少奏疏出自其手。曾任深州、冀州知州，主讲保定莲池书院。1901年吏部尚书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奏荐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即教务长)。吴汝纶为了办好学校，要求先赴日本考察教育，吸取经验，“一求要领”。

1902年5月15日，吴汝纶从日本长崎登岸，立即开始考察工作，首先奔赴长崎高等中学医学堂，认真参观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和解剖标本室、病理解剖室。以后几乎天天参观访问，有时甚至一天马不停蹄地考察二、三所学校。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路途劳累，一丝不苟地亲自详细询问学校的章程、教学、教材，以至教室的建筑、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等等情况。有时陪同人员劝他休息，他也不肯，并说“我为了国家来到这里，殚精竭虑，正在此时，不可不敦促自己！”在访问日本的四个多月内，吴汝纶先后实地考察了三、四十所学校，从幼稚园、小学、中学、高等学校(即高中)、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女子学校、华族学校、聋哑学校、士官学校，一直到东京和京都的两所帝国大学。他多次到日本文部省(即教育部)听取官员介绍日本教育制度、学校沿革和管理，并收集大量文件、资料和图表。他还广泛会见日本教育家与社会各界人士，深入探讨日本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其认真、负责、勤奋的精神，令人钦佩。因此在吴汝纶9月29日离日之际，东京《朝日新闻》发表文章称赞，“中国来游官吏学生至多，如吴先生之豪俊者，殆绝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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