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由于商品经济比前朝有了进一步发展，超经济剥削有所削弱，引起民事法律的一系列变化，主要反映在有关身份关系和土地关系上。

(1)禁止将佃户欺压为奴，不准将佃户随田买卖

清律中规定佃户与地主“无主仆名分”，“共坐同食，彼此平等对待”，佃户一般可以自由退佃，自由迁徙，地主不能随便支配佃户人身。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钦定例》规定，地主私置板棍责打佃户者，杖80；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这些规定反映法律对超经济奴役佃户的限制。

(2)禁止债权人强迫债务人“投身折酬”

这里改变了唐宋以来民间债务关系中的超经济剥削。

(3)提高雇工的法律地位

在封建经济条件下，失去土地的农民，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有的从事农业、商业的雇工，有的从事家内奴仆。乾隆年间修订《雇工人法》规定，家长擅自杀死无文契又受雇在五年以下的雇工人，同杀凡论，即同杀死一般人的法律论处。

(4)允许奴婢赎身为民

清代盛行蓄养奴婢。这些奴婢来源于犯了罪的汉人及其家属，以及在人口市场上公开售卖的穷人。奴婢另有自己的户籍，主人可以随意处置，主人打死奴婢，法律不予追究。由于奴婢的反抗斗争，迫使清朝统治者修订有关奴婢的法律，不得不允许奴婢向主人交纳一定身价银后，赎身为民，获得一般民人的地位。

(5)贱民身份发生一定变化

清代存在着被列入贱籍，处于社会最底层，被剥夺种种权利的贱民。例如，山西、陕西的“乐户”，河南的“丐户”，广东的“蛋户”等。他们不堪压迫剥削，经常反抗斗争，迫使清政府下令“改业为良民”，“豁免为民”，“与齐民一同列甲户”，使贱民的身份地位发生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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