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朝，司法谈不上什么独立，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司法部长（廷尉）于定国跟杨恽的仇人戴长乐是有一腿的。所以，于定国治杨恽，应该不属于打击报复之类，而是公事公办。

案件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于定国给皇帝刘病已上了本一奏书，汇报了基本情况。于定国是这样说的：太仆戴长乐告杨恽那两条罪，基本成立，证人已经找到，没想到杨恽不但不服罪，还扬言要杀掉证人。

接着，于定国还在结尾总结了两句：杨恽是因为得到皇上的恩宠，才有今天的荣耀，他竟然不懂爱惜，狂妄无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请求皇上批准逮捕！

刘病已看着于定国这篇报告，久久不能说话。

刘病已真的很难做人。两个部级高官掐架，两个人都很牛气，一个是多年知己，一个是秉公办事的爆料大王，做为皇帝，站在哪边都不合适。但是，如果按罪把杨恽杀了，动不动就起杀气，这不是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是什么？不是你死我活，横尸遍野，而是你好我好，和气共处。

最后，刘病已决定，免去杨恽和戴长乐公职，降为庶人。

这就叫，各打五十大板。掐架的谁都不好过，谁都还有日子过。这才是刘病已风格的政治艺术最高形式。

案件走到这个程序，我们总算看出个端倪：告戴长乐状的，多数是杨恽；杨恽口无遮拦，不积口德，犯大不敬，基本也是属实的。

按以上认知，杨恽不应该喊冤，应该向老爹杨敞学习，暂时行“乌龟缩头法”，低调做人，明哲保身。但事实却告诉我们，杨恽如果能学杨敞，他就不是真正的杨恽了。

真正的杨恽是什么？是司马迁的克隆版本，牢骚满腹，就必然发之。当然，心里有怨气，发发牢骚，舒缓心情，也不是不可以的。然而，杨恽到死都没明白一个道理：牢骚可以发，但不是任何牢骚都能随意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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