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解放后面临的形势和党对云南工作的指导方针

卢汉起义后，经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同意由二野刘、邓批准成立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此时，中共昆明地下党还未公开活动，主要依靠“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义勇自卫总队协助起义当局维护社会治安，建立革命秩序。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四野三十八军，滇桂黔边纵队一部及云南起义部队一部，正协同作战进行滇南战役，围歼国民党军汤尧兵团。而国民党在溃逃时进行了应变部署，大批潜伏的特务分子勾结地主恶霸武装，妄图卷土重来。

在经济上，由于大批工厂停工，农村濒于破产，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失业严重，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旧社会长期繁衍起来的游民、乞丐、娼妓、小偷、烟民、赌徒以及解放前夕溃逃来昆的国民党军散兵游勇遍布昆明大街小巷，昆明人民面临百废待兴的严重困难局面。为此，中共中央依据昆明和平解放后面临的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形势，确定了云南工作的正确指导方针。

1949年12月初，中共中央派二野四兵团政委宋任穷，司令员陈赓，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周保中到云南工作。临行前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等领导同志接见了他们，并作了重要指示。刘少奇指出：云南工作的中心是在省委的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

195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处理云南问题的方案，方案明确指示：“在云南解决一切问题，均应和卢汉商量处理，经过双方协议，作出决定。凡是卢汉不愿办的事情均不要勉强去办，切不可我们一方单独决定，硬性执行。在未与卢汉达成协议以前，一切维持原状。云南情况比川康更为复杂，处理云南问题的办法要比处理川康问题略宽一些。必须给卢汉以恰当的照顾，对卢系人物的教育改造要不惜功夫，做到仁至义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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