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北大教务长蒋梦麟到欧洲考察,与正就读于伦敦大学的傅斯年作了一次深谈。二人分别不久,蒋梦麟在德国接到傅的一封信,信中劝蒋此次考察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比较各国大学行政制度,第二是各国大学学术的重心和学生的训练。蒋阅毕,不仅惊叹傅氏在学业上的精湛造诣,同时还发现他有极强的视事与处事能力。
据蒋梦麟回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胡适)和孟真(傅斯年)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蒋还称赞傅为人处事的两大特征:“办事十分细心”和“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果断精神。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建议来源于傅斯年。1936年春,史语所南迁,傅斯年辞去北大兼职,随所南下。不久,日寇大举进攻华北。为了保护文教设施,傅斯年提出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合组的建议,被国民政府采纳。三所大学后迁至昆明组建成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每位教师发了一份通知,说本校长说不一定哪天就要听课,请不要见怪。教师们对听课不会见怪的,可是傅斯年听完课之后有的人就没了工作。当时台湾工作机会极少,失去教职就得饿肚子。傅斯年仅用此一招,就令台大的教风学风为之一变。
傅斯年在台大任校长两年间,因学术水准低或教学业务不合格而被解聘的教授、副教授很多。他对一般任课教师的选聘也持严肃认真态度,有次为了一名助教是否合乎选聘条件的问题,教员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开了四次会,经过几度激烈的辩论,最后投票表决才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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