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1916年10月给陈独秀的信中列举了新文学的八条原则：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1917年，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大为感慨说，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他决心回国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

1917年，留学七年的胡适从美国回到国内，让他吃惊的是，七年内竟没有出版一本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最后在上海翻了一整天，才找到一本《中国哲学史》，作者也只不过提出如此见解：“孔子既受天之名”和“与天地合德”。胡氏说：“（过去七年来）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

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论及：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具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在今日的社会，除了学校，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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