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熟悉自己国家演进的历史，普泛度之高，莫过于三国。那都是《三国演义》的功劳。

一部“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章学诚语）的明代章回小说，上承唐宋民间说唱，下启当今影视作品，竟然让三国人物、三国故事多向度地深入人心，不仅近乎妇孺皆知，而且遍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多领域。

但《三国演义》毕竟不是史学著述，其间“尊刘贬曹”的意识指向姑且不论，单从精彩文字来看，诸如鞭督邮、斩华雄、借东风、设空城之类，多数也属于要么移花接木、张冠李戴，要么无中生有、笔下生花的艺术虚构，尽可欣赏，当不得真。要解读三国历史，史料依据主要还在史学专籍《三国志》，包括晋人陈寿（233—297）的“志”和宋人裴松之（372—451）的“注”，所谓“陈志裴注”。同时，还需要参酌其他相关史籍，如《后汉书》、《晋书》和《资治通鉴》。

《三国志》成书早于《后汉书》，于《史记》、《汉书》之后，位列“二十四史”之第三。清乾隆四年（1739），定《史记》至《明史》等“二十四史”为正史，给予“私家不得虚增”的尊崇。与官订正史相对，其他的历史记载通称逸史；其中私家编撰的史书，通称野史，又称作稗史。正史与逸史，包含野史（稗史）之间，历来都相互发明，相得益彰，专制皇权的伐断并不能够都阻遏。“陈志裴注”便彰显了这一铁则。陈寿写“志”，即对魏、吴两国官修的《魏书》、《吴书》，以及魏人鱼豢私撰的《魏略》有所参考取用。裴松之作“注”，所引公、私史著书目更多达210余种，除去诠释、评论文字也有150余种，补阙判疑，“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语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兹可见，不薄逸史爱正史，重视陈“志”兼裴“注”，当成为解读三国历史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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