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种人皆有他们对于社会底权利及职分……在普通底情形中，人对于求权利，总易偏于太过，而对于尽职分，则总易偏于不及。

——《理想人生》“致中和”

两千多年前，“亚圣”孟子来到魏国，见到魏国国君梁惠王。梁惠王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老头儿，你能为我们国家谋什么利益吗？孟子听后，没有拍案而起、针锋相对，而是颇有风度、庄重地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意思是说，大王您何必只图目前的利益？其实只有仁义才是永恒的大利。

这便是孟子关于“利与义”的千古一辩。按照孟子的说法，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些是广义的、长远的利，是大利，与那些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相比较而言，大利便是义。这与孔子的义利观是一致的，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此处所谓的“义”，便是孟子所说的“大利”——仁义。

义与利的问题，向来是哲学家们必定会思考的问题，冯友兰先生也不例外，他认为：旧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各行底人，即此所谓各种人。此各种人中，每种人皆有他们对于社会权利及职分，及对于别种人底权利与职分。在普通底情形中，人对于求权利，总易偏于太过，而对于尽职分，则总易偏于不及。

简单来说，冯老认为：“义”就是自己应做的分内之事，“利”就是理应获得或者是超出合理范围的权利。世间之人，总是存在一种惯性：对于获得的嫌少，想要的更多；对于付出的嫌多，希望能更少。这便是冯老所言的利太过而义不及。

正是因为知晓世人的这种惯性，冯老在研究哲学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一生克服这种潜伏于心的惯性。从十几岁时接触哲学开始，冯友兰先生便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义”就是哲学。虽然学术是他人生的重点，但他的心中也存有事功之心，这便是对利的要求。于是，他用尽毕生的精力去完成自己的义，同时，极力克制对利的渴望。冯老的人生，或许未能完全舍弃利，但在克服利过而义不及的惯性上，无疑还是成功的。如冯老这样，能在利与义的抉择中，选择义的人并不多，但并非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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