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几时大功告成，经常被提及的年份是2040年。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作过这样的表述：“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的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2008年初，政治学者周天勇等人主编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一书同样将时间指向了这一年——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如果从1979年开始，至少需要六十年左右的时间。

三十年“国退民进”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以斯大林模式为样板建立经济体制。早在1917年苏联刚起步时，由于资金不足，对大规模工业化有心无力，于是采用了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让农民无条件地为工业化支付巨额成本。轻农重工的结果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农业搞得一团糟”（阿尔文·托夫勒语）。

显然，“苏为中用”的这种模式也是中国城乡二元分治的肇始。除此之外，为尽快工业化，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还经常贬损服务业和白领工作，大力颂扬体力劳动，注重生产资料，而漠视消费品。论及苏联的垮掉时，吴建民先生曾与我谈到自己当年两次路过苏联时的印象：苏联虽然在很多方面有进步，但民用工业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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