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中国实现“文明宪政、轻松生活”?几年前,吴敬琏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强调“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号召中国民众齐心协力闯难关。2003年,中共元老任仲夷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中国改革仍未过大关,并以“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与国人共勉。不过,在这一节中本书作者着重要谈的是“过大圈”。
又见约翰·波米尔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圈地运动”的历史,最著名莫过于英国。关于这段历史,曾有群农民就一位叫约翰·波米尔的领主的巧取豪夺向国王“上访”:“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波米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他土地用篱笆围上据为己有。后来,这个约翰·波米尔又强占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拆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砸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忌他的妻儿的啼哭……”这个场面,在“房吃人”的今日中国并不陌生。
如果说英国绵延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源于养羊业的高额利润,那么今日席卷中国的圈地运动的动力则不仅来自经济暴利的诱惑,更来自“政治暴利”(政绩)的诱惑。正因为此,在无数中国“约翰·波米尔”的身影背后,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利。
尽管中央政府提出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成立了“联合督察组”对“开而不发区”的圈地行为进行打击,然而,非法征地的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在许多地方甚至愈演愈烈。风行于中国城乡的新圈地运动被海外媒体讥为“吃社会主义的散伙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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