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成长，中国同时迎来了传统文化热。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从一个曾经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大国，沦落到在西方的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巨大的反差，使中国知识界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纷纷将矛头指向了本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它是导致中国落后与受辱的根源。同样，迫于革命形势的需要，扶正革命理想的合法性与优越性，传统文化也被彻底否定。

而当中国渐渐走出意识形态的桎梏，走出“不破不立”“推倒重来”的革命思维，开始诚恳地对待周边国家与地区，尤其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的发展，人们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而重拾传统文化也被视为中国人恢复民族自信心的一个象征。

当然，在此背后，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推动，填补后政治全能主义信仰真空的民族主义的回潮，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社会诚信与商业伦理的缺失，以及政治层面以德治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等诉求的推波助澜。正是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天时、地利、人和，在商业媒体的包裹下，成就了以“孔子热”为代表的“国学热”，以“学术超女”于丹为代表的“读经热”。

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命运，让我们重新审视上一世纪的极端年代。在革命思维下，“整理国故”运动一直被视为一股反动的文化逆流，颇遭物议。论者一方面批评它在政治思想上诱导青年脱离现实政治，另一方面又指责它在文化思想上背离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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