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即帝国取代邦国之初，便正是马克思说的"革命危机时代"。这个时候，帝国的领导人不可能不"请出亡灵"，也不可能不"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问题只在于请出谁来，借用什么。这就要盘点。前帝国时代留下的治国之方主要有三种，这就是儒家主张的"德治"、法家主张的"法治"和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治"。这三种"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在帝国创立之初都试穿试用过了。秦帝国试穿试用了第二种（法家法治），汉之初试穿试用了第三种（无为而治）。前者被证明此路不通，后者则只不过权宜之计。剩下能够使用，而且行之有效又能久远的，就只有"德治"，即"伦理治国"。这是儒家的主张，也只有儒家这样主张。因此，伦理治国，也就是"儒学治国"。或者说，儒家思想治国。

事实上，尽管有王朝的更替，帝国制度仍能维持二千多年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因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坚持以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就连两晋也不例外。相反，正因为民间拒绝儒学，皇帝崇尚佛学，魏晋南北朝的动乱才长达三百六十九年之久。无疑，历代统治者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儒学进行改造甚至篡改，会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以至于从董仲舒开始，儒学就已非孔子时代的本来面目，但他们不会放下这面旗帜，只会举得更高。即便是北方来的满人，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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