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这篇文章写于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是曾国藩为唐鉴先生的《国朝学案》（《国朝学案小识》或《学案小识》）校对付刻后所写。

唐鉴（1778-1861）字镜海，号翕泽，湖南善化人。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被誉为“理学大师”，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曾国藩则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慕名投拜这位湖南老乡前辈，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只一席谈话，就令曾国藩耳目一新，茅塞顿开，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可以说，曾国藩师事唐鉴，对他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曾国藩从人的属性入手，理出古代圣人详知万物的途径和方法，都是依据具体事物而穷究它的道理（即物穷理），并非由朱子一家首先作出的解读。进而指陈治学上的各种偏颇与流弊，在此基础上，阐明唐先生《国朝学案》一书的要旨与特色。

唐先生撰辑《国朝学案》，命国藩校字付梓。既毕役，乃谨书其后，曰：

天生斯民，予以健顺五常之性，岂以自淑而已，将使育民淑世而弥缝天地之缺憾。其于天下之物，无所不当究。二仪之奠，日月星辰之纪，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状，草木鸟兽之成若，洒扫应对进退之琐，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万物皆备于我。”人者，天地之心也。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然不敢纵心以自用，必求权度而絜之。以舜之睿哲，犹且好问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则夜以继日。孔子，圣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颜渊、孟子之贤，亦曰“博文”，曰“集义”。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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