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这篇文章是曾国藩于同治五年（1866年）为《王船山遗书》所写的序文。

王夫之，字而农，因晚年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一生著述甚丰，其中以《读通鉴论》、《宋论》为他的代表作。

王船山及其著作进入曾国藩的视野，也许始于唐鉴先生的影响，因为曾国藩初入翰林院，曾师事唐鉴，唐鉴十分服膺王夫之的学识，在他的《国朝学识小案》中专设《船山学案》，而《国朝学识小案》一书经由曾国藩校对与刻印，并写下《书学识小案后》一文。其后也许与湘军核心人物之一郭嵩焘有关，郭氏早在元丰初年就开始认真研读王船山的著作。而曾国藩与郭嵩焘交往密切，他之所以能够奉旨帮办湖南团练，有赖于郭氏的力劝，由此走上创办湘军，平定叛乱之路，最终成就平灭太平军的赫赫事功。

当然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急迫的现实需求。从曾国藩的日记中可知，曾国藩研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始于同治元年十月，这时正值同太平军的战争趋向高潮之际，从地理位置上，与王船山所论三国时刘备、诸葛亮、鲁肃等都是处于长江东南沿线，曾国藩正是借助王船山精辟的史论，来映照眼下的现实，以寻求恰切对策。及至同治三年七月攻克太平军总部金陵后，于次年五月又很快转赴山东剿灭捻军的战场，曾国藩除了继续研读《通鉴论》外，又进一步研读《宋论》，从王船山对历代农民战争中的游击战术的总结中，学习应对捻军之策。

不过曾国藩绝非一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及内圣外王宏大抱负的曾国藩，从更高更深的层次读懂了王船山的价值，诚如他文中所说：从孔子到孟子都是“仁礼并称，这是因为圣王所用来平息天下为私欲而肆意进行的争斗，从内在而言没有比讲求仁爱更重要的，从外在而言没有比实行礼制更急迫的了。”而王船山恰是在深深隐遁的日子里，于“荒山之中，破床之上，常年努力不懈，以研求所谓哺育万物的仁心与经邦济世的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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