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接受馈赠和借贷，“干预地方公事”，也是曾国藩收入的一个来源。

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都知道，曾国藩为官之后，写给父亲和弟弟的信中，经常讽谏他们洁身自好，不要插手地方事务。苦口婆心，反复申辩。比如他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给人的印象是他向来谨言慎行。其实这是他后来的认识，道光十九年里，这样的事他自己也颇做了几件。

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典当到手，旧佃户彭简贤却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经人劝解，旧佃户仍然“强悍不服”。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进士身份就发挥作用了。二月二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他“辰后（8点钟）带（彭简贤）上永丰分司处法禁（给以刑法处罚）”。带人将那个强悍不服的旧佃户抓送到了有关部门。

几天后的三月初五日，曾国藩在日记中提到，朱尧阶写了两张状子，托他到县衙告状。他熟门熟路地告诉朱尧阶，说此刻县令正主持“县考”考试，不太方便，且等考试后再告。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二十九岁的新科进士此时已经是地方上的重要角色，开始“判断乡曲”，调节地方纠纷了。此时的新科翰林年轻气盛，连父母官都已经不放在眼里。五月十七日日记记载，曾氏一族与伍姓一族发生纠纷，“彼此殴伤”。他写信给县令宋某，托县令帮曾家说话，然而宋“亦未甚究”，没给他面子。于是新科进士大怒，“是夜又作书让（责备）宋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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