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京官生涯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侍郎级（副部级）高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国藩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也就是说，实职是内阁学士，但享受副部级别，“跻身卿贰”。

道光二十九年他升补了礼部右侍郎，又创造了一个新纪录：成为了清朝开国以来湘乡县出的第一个实职副部长。

道光三十年正月，对曾国藩恩遇重重的老皇帝去世，新皇帝咸丰登基，对曾国藩仍然倚任不衰，屡任命其兼属他部。到咸丰二年正月，朝廷一共六个部，曾国藩一个人就兼了五个侍郎。

不过，即使贵为侍郎，不主动伸手捞钱的曾国藩仍然不富裕。

清代侍郎级高官，年俸一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但是随着交往等级的提高，开支也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要四百两，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穷京官。《春明梦录》的作者何刚德的座师孙诒经就曾做过光绪年间的户部侍郎，兼管三库，在副部级官员中是最“肥”的。有一次孙氏说家里有好菜，留何吃饭。何氏兴冲冲坐到席上一看，六个碗里不过是些寻常的炖肉和炒菜而已。还有一次留何吃饭，“乃以剩饭炒鸡蛋相饷”。何刚德不禁感慨地说：“户部堂官场面算是阔绰，而家食不过如此，师之俭德，可以愧当时之以八十金食一碗鱼翅者矣。”孙诒经的俭德固然感人，户部侍郎收入不丰也一目了然。

曾国藩的生活水平当然赶不上后来的孙诒经。此时曾国藩在京家口连同仆人，已经二十余人，开支十分浩大。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写信给父母说：“男升官后应酬较繁，用费较广，而俸入亦较多，可以应用，不至窘迫。昨派教习总裁，门生来见者多，共收贽敬二百余金，而南省同乡均未收，不在此数。”同日写给诸弟的信中则说：“寓中用度比前较大，每年进项亦较多（每年俸禄三百两，饭银一百两），其他外间进项尚与从前相似。”略可见曾国藩此时的经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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