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未得到皇帝的信任，曾国藩带兵三年，一直未获督抚之权，孤悬客处，名不正言不顺。加以他刚正严厉的作风与地方官员卑鄙下作的品性相厌相克，在各地官场都处处碰壁，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咸丰七年初，他接到了父亲的讣告，未经皇帝批准径直回乡，并在随后的奏折中历数数年来办事之难，要求皇帝给予他明确的权力。没想到咸丰顺水推舟，批准他回家守制三年，实际上即解除了他的兵权。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灰溜溜地回到了乡下老家，心情极度恶劣。他反复阅读经史及老庄，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这一年多是曾国藩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他对自己在官场中处处碰壁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结论是自己不按潜规则办事，原则性过强，得罪人过多。“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

经过一年多的乡居，再出山时，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他的朋友胡林翼说他再出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他自己也承认：“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次。”

改弦易辙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金钱的态度。他反省到：“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从此他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开始对部下宽之以“名利”，在金钱上手笔宽松了很多。他说：“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退回到独善其身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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