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海因茨·利普曼

两个月前我来到纽约，和另外两位也是来自德国的朋友向一个身材肥胖、脾气暴躁的爱尔兰人莫菲合租了一间阴暗破旧的房间，我们当时既没有钱又没有固定职业，全靠做点临时工维生。莫菲是个鳏夫，独自带着5个小孩，吉米是最小的一个。我们住的房子位于南曼哈顿一个落后贫穷又拥挤的社区，社区里有许多像这样子的大型租赁住宅。

我们在莫菲那里住了将近三个月的时候，吉米突然一病不起，病情看来不甚乐观。来美前，我的房友古特是柏林有名的小儿科医生，但他表示不能替吉米治病，因为他还没有通过美国的国家医生执照考试。

莫菲请来的医生是个老态龙钟、瘦骨嶙峋的意大利人，他一共来了两次：一次是上午10点，一次是下午。午夜一过，吉米的热度不断升高，气息渐如游丝般微弱。古特催促莫菲再去叫大夫。一会儿后，莫菲却独自回来了。

“他不愿意来。”莫菲喃喃说道，无助愤怒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上次看病的费用我还没付清，他坚持要先看到钱才肯来……”

此时低矮的房间挤满了人。邻居臃肿的意大利妇人、白髯的犹太人和波兰的传教士都站在门边，他们窃窃私语并忙着凑钱，最后却失望地摇头叹息。

莫菲怔怔地望着垂死呻吟的孩子，猛然转过身对古特吼道：“好歹你也是个医生，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眼睁睁看着我的孩子死掉！”在场所有的人目光都集中在古特身上，古特脸色惨白。

我了解古特此刻的心情。再过几个月他就可以参加美国国家医生执照考试，开始一个崭新的生活。如果他站在法律这一边，可以看到的是他灿烂的将来；如果站到另一边，他就会辜负这个提供他新家园的国家，违反法律并失信于政府。而且万一被捕，他会丧失居留权，陷入无边的困境中。现在夹在中间的却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小孩，在发烧和痛楚中瑟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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