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沦陷区的文坛，重视传统已构成一股小小的潮流，当时李景慈的《文学形式与历史遗产》、《谈现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徐长吉的《谭一·私淑》均是对传统文学的肯定。而更有论者明确指出向传统文学学习，“在流行的旧小说如《水浒传》、《红楼梦》等中，也很有许多可供我们采用的词汇……比较堆砌上许多新文艺式滥调的描写要好上万倍，而我们却从来不知应用，这无疑地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四十年代较之于“五四”已有所不同，它是要借用传统来充实自己，它对传统是采取了较为亲近的接受态度。

另外时代的风云际会亦影响颇大，学者孔庆东就指出，抗日战争的爆发，将民族命运问题推到了时代的最前景，造成民族意识的空前统一，也让新旧文学两大营垒，欢聚一堂。因为此时通俗小说既能最快捷地融合政治，又能最轻松地回避政治，既能满足“抗战文学”之需，又能满足“和平文学”之需。总之，战争要求文学通俗易懂，战争要求文学与世俗进一步沟通，战争要求文学具有足够的娱乐性。这一巨大的外在召唤与通俗小说自身变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一经结合，便使通俗小说绽放出遍地勃兴的花朵。而有关要求“通俗小说自身变革的必要性”的呼声，不能不提及的是一九四二年九月通俗文学刊物《万象》主编陈蝶衣后来交由新文学作家柯灵主编。组织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六位作家，有丁谛（吴调公）、危月燕（周楞伽）、胡山源、予且和文宗山（吴崇山），分头写关于通俗文学的文章，并集中这些文章在十、十一月份两期《万象》第二卷第四、五两期刊出“通俗文学运动专号”，形成了对“通俗文学”的讨论——这讨论实际上是上海四年前“孤岛”的“通俗文学运动”的延续，不同的是这次组织撰文的主要是写新式通俗小说的作家，因而有着他们自觉性的反省与主动变革的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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