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宋璟之所以敢于处处坚持原则，违背玄宗意志，而且对宗室和外戚都不讲情面，关键就在于他对自己也一直是高标准严要求，正所谓欲正人者，必先正己。

有两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宋璟的严以律己。

宋璟回朝拜相之前的职务是广州都督。当时的广州地处岭南一隅，文化相对落后，老百姓住的都是竹子和茅草搭盖的简易房子，平时也没觉得有何不妥，就是每逢干燥的季节便容易失火，而且一旦失火，往往一烧就是一条街。老百姓深受其弊，却又没有能力改变。宋璟到任之后，马上教当地百姓烧制砖瓦，同时大力实施旧城改造。没多久，广州百姓就住上了砖瓦结构的房子，“自是无复延烧之患”（《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老百姓感念宋璟的恩德，就在开元六年初为他立了一块“遗爱碑”，以此称颂他在广州的惠民之政。

当时宋璟已经回朝担任宰相，听说这件事后，当即对玄宗说：“臣在广州并没有特殊的政绩，只因今日蒙受陛下恩宠，才会有这种阿谀谄媚的事情发生。如果要革除这种风气，希望从臣开始，请陛下下诏禁止。”玄宗很满意，遂依言而行，于是天下各州从此再也不敢随便为官员树碑立传。

这件事是宋璟自我约束的典型例子。

在这方面，宋璟和姚崇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姚崇长期纵容儿子和属下照权纳贿，可宋璟不仅自律甚谨，对亲戚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开元七年底，吏部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官员选拔工作，众多的候补官员云集京师。由于候选者多，职务缺额少，所以这些候补官儿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靠山的找靠山，没靠山的包红包，一个个上下奔走，四处请托，忙得不可开交。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叫宋元超的候补官，却显得超级自信。别人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惟独他显得气定神闲，不慌不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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