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用人如器”，还是“唯才是举”，都说明李世民拥有高度的“知人之明”。但是在管理学中，“知人”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层面，可还有另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必须“善任”。

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善任是知人的目的。只有做到知人善任，让部属各司其职，管理者才能从具体而琐碎的事务中抽身而出，站在一个最宏观的层面上，制订整个团队的战略规划，实现整个组织的愿景目标。如北宋的范祖禹所言：“君人者，如天运于上，而四时寒暑各司其序，则不劳而万物生矣！”（《唐鉴》）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善任，其实就是授权的艺术。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管理者都善于授权。中国古代的皇帝，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治国能力颇为自负的开国之君，很多人根本不愿授权，也不敢授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不但促狭猜忌，事必躬亲，甚至到最后连宰相都废了；还有隋文帝杨坚，也是一个宁可把自己累死也不敢轻易放权的主子。

在这方面，李世民就从杨坚身上汲取了深刻的教训。

贞观四年，李世民曾经问隋朝旧臣萧瑀：“你认为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萧瑀说：“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天朝会都要开到夕阳西下，凡是五品以上官员，都要召见赐坐，与他们谈论政务，以至于经常忘了吃饭时间，只好叫侍卫给他们送饭。虽然他的品性称不上仁智，但应该算是励精之主。”

李世民听完后，笑着说：“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心暗则不通事理，至察则多疑于物。况且他又是靠欺负孤儿寡妇才得天下的，所以总是担心群臣内怀不服，因而不肯信任文武百官，每件事都要亲自决断，虽然殚精竭虑，劳神苦形，却未必凡事都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也就不敢直言进谏，宰相以下，惟有承顺其旨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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