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边道的反满抗日匪巨头王凤阁”

毫无疑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全是叫日本鬼子的侵略者。

最早出现在战场上的伪军，是洮辽镇守使张海鹏的仍穿着东北军服装的乌合之众，战场是哈尔葛江桥，上阵即被打得狼狈不堪。到了还是日军不惜代价，伤亡惨重，又从朝鲜调来援军，才过了嫩江。

卖国卖祖当汉奸，张海鹏和熙洽之流算是抢了头功。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则静观形势变化，认准张学良不会出关了，就对义勇军动手了。而像王之佑、佟衡、程志远等人，事变后曾经抗战，或兵败后变节，或见大势已去附逆，伪军数量越来越多。

1933年6月13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在中央治安维持会第一次委员会上委员长的致词》中，说：“满洲国治安工作是大业中的基础性大业，绝非单以关东军之力所能做到。特别是内外各种形势不允许关东军永远地只埋头于治安工作。”

小矶国昭的这番话，说的当然不只是军事“讨伐”，更不是这时就要把这项大任交由伪军去干，却也为三年后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安下了伏笔。

前面说过，在日本人眼里，这时的伪军即便是不可靠的，也不能不用。伪满十四年，1933年春伪军达到最高峰，为15万人，日军则不足5万。日本就那么大，人口就那么多，无论结局如何，这步棋迟早是要走的。

到了1936年，日军觉得差不多了。一是5年过去了，被老百姓称做“大部队”的伪军，谁的“良心大大的好（坏）”，多少有点儿谱了；二是实行“精兵”策略，削砍不可靠的部队和老弱病残，同时提高待遇，认为伪军总体战力已有所提高；三是有实践为证，从1932年以来，仅东边道地区伪军就进行了7次较大规模的“讨伐”，效果不错。而且，距1937年7月7日只有年把光景了，关东军这时还只埋头于东北的治安工作，再“进入”华北岂不是更要手忙脚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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