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路易斯于1954年建立了发展经济学的一种经济模型，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以古代村落为载体的农业部门和以城市为载体的现代工业部门并存。它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是可能和必须的，是这种经济结构发展的关键之一。

“中国前30年的发展却似乎不足以印证这一理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仅未能向工业部门转移，而且通过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婚姻制度等等，强化了这种二元结构特征。中国社会被分割为泾渭分明、难以流动的两大板块——城市和农村。城市人的后代天然享有城里人的各种待遇，而农民及其后代则被固定在土地上和村落中。其显见的效用是将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强制留在农村，从而避免了他们转换为城市中公开的失业人群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一政策的负面效应影响极为深远。”（《城市季风》）

其实，这个道理很浅显：一潭死水和一渠活水，你说哪个好？而在上海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的重压之下，“逃离”无疑是勇敢且明智的选择。

《新民晚报》曾与新民网合作，于2010年3月推出一项民调：申城房价和其他生活费用居高不下，新上海人能否承受？当生活和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的幸福感有没有降低？留，还是不留，这是一个问题。共有2481人次网友参与这项调查。

“有没有在未来1-3年内，放弃上海去其他城市或回家乡发展的打算？”414人次新上海人参与调查，其中316人次承认，曾经动过离开上海的念头，占总人数的76.3%。这意味着，每4个受访者中，就有3个人考虑过离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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