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石泉

我一直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本土经济学是迁徙经济学，迁徙是一种因不满足而产生的追求。一个人的迁徙是一个人的追求，而整个国家的迁徙则代表着整个国家的追求。在这个追求中，蕴含着所有价值观的改变，这种改变最终形成了经济学。中华民族跨世纪的迁徙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战争开始，虽有惨痛的失败，但争取、寻找、背离家园和最终的传奇始终是主旋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风起云涌的上山下乡知青运动事实上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1977年恢复高考，年轻人开始了新的与过去不同的迁徙。然后是“孔雀东南飞”：经济特区的建立，让学有所成和有志向的年轻人奔向深圳、奔向上海、奔向北京、奔向广州和海南……

每年，有超过1亿的年轻人为寻找自己的传奇告别家乡；每年，有超过中国总人口接近15亿流量的人口在春运期间大范围往返。这种总量巨大的人口流动，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曾有过，而在中国却在和平时期且年年如此。

从来也没有哪一刻，中国人是如此渴望成为传奇。

这种中国独有的迁徙经济学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且持续不断的活动，推动了中国经济30年超高速地发展，而也由于迁徙的不断，因而发展将依然，这是西方经济学家所不能理解的。

本周公司将三本套的《逃离北上广》送到我案头上的时候，我想到最多的关键词是迁徙和传奇。没有迁徙就没有传奇，这就是中国经济。那么《逃离北上广》是否会偏离了迁徙的主题，并从而失去传奇的结果呢？这是思考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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