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洪烛在一篇名为《北京的大院》的文章里写道:“很久以来,北京市民的居住环境有两种特色:首先是胡同多,据说真正带有土著血统的老北京,大多散落于古色古香、‘一箪食、一瓢饮’的市井生涯;其次,则是大院多。”
大院通常分为两类:一是部队、部委,二是大学、科研院所。这些建国后迁入京城的新移民,早早地围地筑墙,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院中之院,墙中之墙,再一次构成了继四合院之后,北京城的另一副骨骼和框架。同时,也从这里孕育出了影响北京半个世纪的大院文化。
新中国刚成立时,军人享有特殊的权力和地位。尽管“打江山”的老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多出身贫苦家庭,但他们的子女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红色贵族文化”。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方言、高洋等人用骄傲的口吻高喊:“干部子弟凶猛,请勿靠近。”朱大可在他的新书中点评得很到位:“身份的优越感、地位的傲慢、家族的自负、对政治权力游戏的敏感和洞悉,所有这些元素都滋养着大院少年。在色调灰暗的大街上,军装显著地标定了他们显赫的身份,令这些‘动物’显示了‘凶猛’的表情,并在人民中散发出鹤立鸡群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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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画家陈丹青听刘索拉说王朔是“军区大院的孩子”,而说起她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就觉得有些听不明白: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刘志丹是她的亲叔叔。陈后来才明白,解放后,一些领导人和社会名流的家,也安在胡同。
与平民的大杂院不同,这些宅院大多独门独院,与邻隔绝,且多经过改造,有专用锅炉、厨卫设施。就因为刘家位高,所以进城后分配的住处是胡同深处的四合大宅院,自然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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