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便衣警察》的写作

我生长的年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当时《红岩》、《林海雪原》等一些书在社会上的影响很深。我的那个年代文字一旦印成铅字，就成了真理，很神圣。直到后来我在小报摊上买到一些低级小报，什么都有，我就开始彻底转变我的观念，我想我写的肯定比那个好。

我这样想，也这么做了。1982年，我写了第一本小说《便衣警察》。

写作《便衣警察》的1982年赶上新时期第一拨伤痕文学，问题小说的尾巴。我自己由于家庭影响、所受教育，强烈有感于那个时代政治风云对个人生活，特别个人情感生活的巨大影响。我的《便衣警察》与那些伤痕小说又有些不同，很光明，很英雄，很正面，结局也很完美。我也写了少男少女的情感，但特别乐于并自觉地写了政治风云对个人命运的主宰与影响。

谈《永不瞑目》、《玉观音》

写《永不瞑目》之前完全不了解不熟悉毒品这块。

写《玉观音》缘于几年前看到一部反映禁毒的专题纪录片《中华之剑》，里边有一个专搞化装侦查破毒品案子的公安民警。由于破的案子多，他的身份逐渐暴露不宜在原地原样生活，只好由组织安排他和他的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出于对他安全的考虑，镜头前的那张脸被遮蔽上马赛克。看到这，我感到强烈震撼：谁能想象得到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还有这样生活的一类人呢？后来在写《玉观音》时，我想起这人，并把这个人物变成年轻美丽的女性——安心。

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我当过警察，肯定搞过禁毒，所以把贩毒分子和吸毒者写得那么真切。其实，我写《永不瞑目》最初是国家禁毒委的同志约我写个禁毒题材的小说，我就写了。当时我连什么叫海洛因，什么叫大麻，都不是特别清楚，对毒品的知识基本是空白，我没缉过毒，也没去过戒毒所，我全部禁毒知识来自《青少年戒毒教育》手册、《国际戒毒指南》和我国的戒毒法。从这些书中，我了解了毒品的分类、吸毒人员的分布、吸毒程度的确定、吸毒的危害等等，了解了以后我吓了一跳，感觉非常恐怖。基本上握了毒品知识，写出来不会太外行或出技术上的错误。一些我的同事看了后都说，一定要给他孩子看。倒不是艺术上怎么打动他，而是觉得他孩子看了后再不会碰毒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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