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育明：好！

我刚刚写完一个长篇，用了三年，三年中别的什么都没写。我现在精力非常有限，一星期最多有12小时——不“透析”4天中的上午，可用于写作。所以手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你。一定要编就编本薄的吧，或者无限期地拖一拖也可以。

回答问题：

1、我动了写作的念，大概是在1975年。因启蒙老师是位导演，先中了电影的魔开始写一个剧本，虽自以为颇具“反潮流”思想，其实仍逃不出“文革”模式。当然没能成功。1978年开始写小说，第一篇叫《兄弟》，发在西北大学的文学期刊《希望》上（此刊只出了3或4期）。最早被正式刊物选中的小说是《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发表在《当代》1979年第2期。

2、《毒药》是我在《上海文学》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现在跟当时的看法一样：很一般很一般，得奖实属侥幸。80年代的写作比现在容易出名，这说明着进步——现在的普遍水平较高，也隐含着一种悲哀——即中国文学一度的沉沦。

3、这本集子里，比较好的是《我与地坛》，原因是其他的比之不如。《记忆与印象》中的几篇也还可看，原因是新近写的，但愿不是“与时俱退”。

4、我的写作题材实在是非常狭窄，毫无疑问，是与我的阅历紧密相关。除了在“广阔天地”里串了一回“联”，喂了三年牛，剩下的时光我都是坐在（或睡在）四壁之间。这样的人居然写作＊—对不住啦，某些文学理论。

5、我在另外的文章中写过：我的创作，第一是为了谋生，第二是因为虚荣，两者都有了居然还不满足，这才发现了荒诞。荒诞就够了吗？所以还在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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