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九年一月十七日到清平湾，这日子记得清楚，永远不会忘。

不久就过年，当然是阴历年，那儿没有人承认阳历。过阴历年，过清明，过端午，过中秋，不过“十一”和“五一”。不少人稀里糊涂地知道有个“五一”，却不知道有劳动节。劳动就是受苦，谈何节哉？每日都过。我们第一回上山受苦是在大南山掏地，李卓和金涛疯狂地抡着老镢掏向山顶，不久便都似终点线上的马拉松运动员，被人搀扶着安慰着拖到一边去休息。最被重视的是阴历年，不用受苦，在热炕上款款盛下，喝米酒，吃大肉，吃油糕和油漠，吃豆腐和漏粉，吃白馍和扁食……这才是过节。夜晚，家家窑前吊一盏油灯，在漆黑的山间如一片朦胧的星光。

这一冬，烧的柴是队里派人给我们砍下的。大队革委会主任叫徐财，跟我们说，公社通知，知青的烧柴，队里只管这一冬，然后陪着笑脸。徐财是个老好人，既无能力也无威信，既怕公社领导也怕村里的乡亲。我们无端地想起老书上说的地保，就叫他徐地保。徐地保任何时候都显出张惶与和蔼。真正有本事有威望的原大队书记，两年前被公社降为第二把手。

山上雪化了的时候，我们自己去砍柴。提上小镢，背上书包，牵上栓儿家的“黑黑”，上山去。“黑黑”是条公狗，常追踪着随随家的“花脑”，“花脑”对它时冷时热。我们想得挺好，砍一阵柴看一会书，书包里背着《国家与革命》、《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等。

雪化了，风和泥土都湿润润的，山野间有了清新的生气。清平河开始解冻，早晨的太阳照在疏松的冰层上。这季节的河水也清冽，哗哗啦啦如同奏乐，轻缓而安然，像它的名字。我们牵着“黑黑”在大山上跑，喊。村里的一群孩子也提了小镢，追在我们屁股后头。孩子们请求：“吹个曲儿嘛！”仲伟带了个口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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