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从所谓“文学新时期”开始直到今天，中国文学界总把能不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当做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甚至有“诺贝尔情结”的说法。一个诺贝尔奖，使多少中国作家梦魂萦绕，有的人还专为奔这个大奖写了许多中国读者读得龇牙咧嘴、外国人看了也其明其妙的作品。但真正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主持人面谈过、多少了解点“第一手材料”的中国作家大概极少，而我却有此机缘，还可说是在中国作家中与诺贝尔文学院接触最早的一人。此文写于一九八三年，当时严文井老师是我们中国作家访问北欧代表团团长，文夫兄和我是团员，陪同的翻译是作协外联部的何滨小姐。十几年过去了，评判诺贝尔奖的主持人已有更动，可是诺贝尔文学院楼台依旧，传统未变，也没有搞过任何“体制改革”。我想，把这篇文章再次发表，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拜访以颁发诺贝尔文学奖闻名于世的瑞典文学院，是我们北欧之行的一项主要日程。

瑞典文学院在一座古老的建筑里。在北欧来说，内部不能算堂皇。我们从侧门进去，立时感到很阴森，仿佛进入了一座古堡。踏着没有铺地毯的花岗石楼梯上到二层楼，才看见外面灿烂的阳光从大窗户透进来。楼梯口是衣帽间，脱了大衣，经过长长的走廊，又经过靠墙陈列着许多精装书的图书室，才到文学院秘书长俞连斯登办公的地方。

俞连斯登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个子不高，红润清癯的脸，花白的头发很整齐地梳向脑后，穿一身黑色的老式西服，完全是上一个世纪欧洲绅士的派头。他，就是在决定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件上签字的人。也就是说，谁获得诺贝尔奖，谁不得诺贝尔奖，大部分的决定权在他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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