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绝活之一是书读得真细,以致任何人写书做手脚,都难逃被你抓出来。例如,李登辉写《台湾的主张》,书中《对中国文化的省思》一节里,自谓“当时才二十几岁的我,也曾经详加研读这些书”。所谓“这些书”,原来只有四种,即胡适的《名教》、鲁迅的《阿Q正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与《青铜时代》。不过,一九二八年胡适发表《名教》时,李登辉只有五岁,纵使是神童,似乎也难读得懂,若说“二十几岁后”才读,也很可疑,因为《名教》并没成为专书。不过,一个人有本领找到一二十年前的《新月杂志》,从中找到这篇《名教》来读,自当别论。至于郭沫若的《青铜时代》,乃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重庆文治出版社出版、《十批判书》乃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已是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前后,在日本军中做帝国陆军少尉的李登辉,恐怕难以读到。换句话说,“二十几岁”的李登辉,似无在日本看得到敌国大后方重庆这类出版品的可能。若说是在台大农经系时看到,也令人难以置信,因为《青铜时代》、《十批判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书,一般历史系的都难以卒读,农经系的越界前来,恐怕读不太懂吧?何况当时中文并不在行的。不过,神童例外。综合印象是:李登辉只读以上四种,就在书中“省思”贬抑起“中国文化”来,未免太离谱了。对比起马英九的文化局长龙应台呢?看来龙应台的“中国文化”,连这四种“书”都没得吹牛呢。
□这四种书,龙应台的主子马英九也靠边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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