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1月11号，早上我戴上手套——避免留下指纹，拿出王红民和林小峰的手机，用王红民的手机打通报警电话后，打开林小峰的手机，播了那段录音。随后我去了绍市服务区，把汽修店放着的县局别克开回来，下高速时用的是丰田车的通行证。

为什么事后调查高速通行证时，工商所的别克通行证没下高速，而且全省高速并没发生过谎称通行证丢失的情况？

因为工商所的别克车下高速，用的是县局别克车的通行证。县局别克车下高速，用的是丰田车的通行证。而这辆无论谁都不会想到和案子有关的丰田车，此时此刻还停在高速上，我把它停在了奉化服务区。

我原本准备等过完年，彻底风平浪静后，再回去把它开出来，到时谎称丢了通行证下高速。反正车主是个企业老板，有好几部车，我借了他的车后，他不会催要的。

1月11日，我拨打了绑架电话，里面威胁的杀人时间故意定在了1月12号晚上，因为我知道这个电话过后，当天上面就会派专案组到县里，安排人质的解救工作。如果第二天过去后，人质还没发现下落，第三天或更晚，发现人质都死了，那么救援失败的责任就要专案组背了。此后警方就会开始侦办这次命案，迫于救援失败的问责压力，专案组必然希望尽快破案。利用专案组的破案心理，在恰当的时候，把林小峰犯罪的线索一个个展现出来，想必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可是运气不是太好，出了点意外，1月11号我刚打了绑架电话，谁知道当天尸体就被发现了，而且是在专案组赶到县里之前。如此一来，专案组没有责任了，急于破案的压力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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