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问郑南音，那个时候，她为什么要策划一场给小叔的生日晚会。她冲我淡然地一笑，她说：“我什么都没有策划。”我说，那怎么可能不是你的主意呢。她说：“我只是给每个人讲了你给我讲的故事。尤其是小叔说的那句，‘她吃过的苦要比我多太多’。”然后她伸了个懒腰，注视着窗外的天空，“我的同学们，比你们那个时候的人有同情心，仅此而已。”

她现在说话的腔调，还有她的很多表情都让我觉得陌生。在那个2006年，她高中毕业的夏天里，她几乎是一夜之间蜕变成了如今的模样。或者在某些人眼中，她变得比以前讨人喜欢，因为她不再像个二百五一样地大呼小叫，她也收敛了不少颐指气使的小姐脾气。就连三叔都说，南音如今说话的声音都和以前不同，有分寸了很多，比如她接电话的时候，非常得体，太像个大人了。然后三叔，三婶，以及小叔这群“大人”一起面露欣喜之色：“好不容易呵，最小最浑的南音也有今天。”

可是我只想让曾经的南音回来。

小叔还是那么不紧不慢的，他说：“人总是得长大的西决，南音也不可能永远是那副小姑娘的样子。你得接受。”

小叔现在更是什么都能接受了。尤其是在那次生日晚会之后。

2006年的春天，越来越多的学生通过我把自己的作文交到郑鸿老师手上。准确地说，不是作文，是跟考试要求无关的涂鸦。因为一场断送前程的恋情，郑鸿老师的才华横溢变成了具体的，活生生的，表情丰富的。这尽管是个很荒谬的逻辑，但是它就是在现实发生了。郑鸿老师给每篇送来的习作都附上500字以上的评语——那已经不能算是评语了，有时候天马行空地想到什么说什么，有时候掏心掏肺地恨不能给人家学生讲我们家祖宗八代。于是我总是嘲笑他像个大妈级的电台情感节目主持。作为高三的老师本来是辛苦的，所以他经常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说：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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