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白罗先生，我把我所记得与十六年前发生的悲剧有关的事，照我所答应你的，在此一写下来。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把我们这次见面对我说的话都全部仔细想过一遍，我越回想越觉得凯若琳·柯雷尔绝对不可能毒死她丈夫。这种说法本来就不适当，可是一方面没有其他解释，一方面她的态度也使我盲从附和别人的说法──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她下的毒手，又会是谁呢？

和你见面之后，我又仔细考虑过被告当时提出的辩解──安雅。柯雷尔是自杀死的。虽然就我对他的认识而言，这种说法似乎很不可能，但是我现在觉得应该修改一下我的意见，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凯着琳相信，如果我们相信那位迷人而又文雅的女士受到不公平的判决，那么她所相信的事必定占有很重的分量。她比任何其他人都了解安雅，如果她相信安雅可能自杀，不管他的朋友有多怀疑，那他就一定有可能是自杀的。

所以，我相信安雅。柯雷尔可能在良知谴责，潜意识后悔，甚至过度失望的心情下，终于走上自杀的道路，但是他的悔意只有他妻子知道。我想这种假设并非没有可能，也许只有她了解，看过他那一面。虽然这和我以往听他说过的话并不相符，不过大多救人确实有一种连最亲近的人都会感到意外的另外一面，一位受尊敬而又严厉的人、也许有粗鲁的一面，只是外人并不知道。一个庸俗的商人也许私底下很有艺术眼光。冷酷无情的人也会有潜藏的仁慈心，慷慨愉快的人或许有卑鄙残忍的一面。

所以，安雅·柯雷尔内心里也许有一种不健全的自责，他越装腔作势地摆出自我主义的样子，潜在的良知责备他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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